席酉民：走出“平凡的世界”

　　从陕西农民到77级大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到90年代的大学领导，再到如今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校长——席酉民教授做研究、办企业、创教育，用许多人生副本织连起丰富的宇宙。在这个“复调”的人生乐章里，席酉民抓住了一个“和谐主题”——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并在教育领域不断深耕实践着。

　　与席老师面对面，一时没想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没想起孙少平。但当我热切想要抓住一条“阐释之径”的时候，这个朦胧于黄土间的青年的身影忽然跳跃出来，成了席老师所说的“镜子”，照亮了一种对“席酉民”的理解的可能性。这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与席酉民处在相似的历史褶皱里，他的故事辉映出这一代青年的志气和奋勇。在故事的最后，孙少平回到了矿区，而这结局并不是终点。像席酉民一样承托了这份探索精神的无数身影，已接续了他的故事，驶出了干旱的黄土地、驶越重重山、涉过深深水，驶向四面八方，去到了更大的世界。

　　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

　　在席酉民的自叙里，有很多“恰好”的影子，让习惯追查因果之链的人哑口。比如在回顾求学经历时，他讲起自己的那几个“3月2日”，虽不愿解释为命运的巧合，但也不得不感叹那种三幕剧般的齐整。

　　“第一个3月2日是在1974年，那时候正式从高中毕业，返乡劳动。”回家时，席酉民推着一辆破自行车，驮着有点烂的竹皮箱子。在农村的经历对席酉民青年期的价值观塑成有很大影响，是整首乐曲中相当有存在感的一段旋律。在农村整整四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这四年真正让席酉民知道最底层的人到底是怎么过活的，让他从农业的、农村的、乡土的根底上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尽管当时只有17岁，席酉民已是“全劳力”，积极融入所有农活，成为各种农作的“老把式”：雨季人工撒种、堆“集子”（高大麦垛）、赶大牲口犁地、操作农业新机械等。凡带有点农业新技术探索的活动，席酉民都积极领头，比如玉米杂交育种、探索棉花种植技术、开辟科学实验田、人工打深井等。在求学阶段表现出来的天然的“上进心”，加上在劳动中磨砺出的“积极心”，大体都源于这个青年对新知识的探索渴求。

　　总在一处探索新知识，似乎总有穷尽的时候。那么更上层楼，去探索新天地呢？1977年，高考恢复，大学的门向席酉民敞开。但农村各种政治活动正酣，他只好边劳动边复习。席酉民最初的愿望是进西安交通大学，在77级的“千军万马”里挤一挤“独木桥”。最后虽然没进西安交大，还是“磕磕碰碰”“连滚带爬”地上了大学——一个在西安交大对门的小学校，陕西机械学院（现为西安理工大学）。

　　“1978年3月2日，我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学习。”第二个3月2日时，席酉民已经21岁了。他又推着那个破竹皮箱出场，身后拉着一个新“四年”的帷幕。这四年在乡村，他增厚了对人生的“社会学”理解，却落下了基础知识的学习。于是刚入学，席酉民许多科目都不及格。

　　不及格怎么办？拼命学。在基础部里，有物理师资班、数学师资班和制图师资班三个班，加起来100多人。席酉民用了一年时间，从不及格考到了班里前几名。在乡村劳动的日子里，曾担任生产队会计、队长、村团支书、公社团委委员等职务的席酉民，经常有机会带着大伙儿到农业第一线开展活动，曾组织几百人进入秦岭植树造林。事事要冲到前面的胆气给了他把握学习的信心。

　　随大流跑常会令人疲惫，他想掌握自己的学习节奏。在上“电磁场理论”课时，席酉民向基础部领导提出了大胆请求，希望不跟班上课，要自学。基础部领导经研究基本同意，但考虑到这门课的难度，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先考一下，如过80分即可放行。席酉民考了六十几分，这次小小的“特立独行”没成功，却是席酉民渐渐塑成的“自我意识”的一个显影——他不是以激烈形式对抗体制的挑战者，而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一种积极的清醒，一种对更大空间的触摸。

　　分流的时刻在又一个四年后来到。席酉民作出了一个决定——在研究生教育刚启动的年代延续“把学上到顶”的追梦之旅。摆在席酉民面前的机遇有二：一个是赴美参加李政道理论物理研究生班，一个是进入刚创设的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管理）专业读研究生。

　　比较分析的结论很明显：李政道班耀眼难得，尽管自己是物理专业毕业，竞争仍很激烈。西安交大是席酉民高考时的“梦校”，但他完全不知道系统工程（管理）在干什么。相较难度和成功率，席酉民觉得自己的物理学和数学基础在西安交大的竞争中会更占优势，于是从开始的双线一起准备转向专注复习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管理）的考试。

　　在“40进2”的竞争中，席酉民最终获得了在1982年的“3月2日”走入梦校的机会。机会——席酉民研究生阶段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第一个重要机会在入学后不久到来。应汪应洛老师推荐，席酉民进入国家科委预测局，协助传凯总工程师组织协调“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分析”研究项目。这是席酉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时刻。在一个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平台上，席酉民真正从陕西走出来，有了瞰望全国和全世界的机会。他与大师打交道，在大系统里磨练专业认知，对大自信有了更深的理解。

　　作为研究的组织协调者，席酉民经常要听取许多“学界大咖”的汇报。有时有人敲门进来，聊完才知面前又是一位“高人”。这些“高人”包括资深的水利专家陆钦侃，模糊数学大教授汪培庄，系统科学家顾基发、邓述慧，系统工程专家刘豹、夏绍玮及管理专家赵纯均等。

　　与汪培庄先生的相识故事很有趣。汪先生与尚不认识的年轻人谈起自己的研究，这位年轻人从系统工程专业的角度给出了一番评论，竟也给汪先生一些别样的启发。年轻人自觉“不知深浅”，再谈时问起汪先生“是哪位”，才知大名早就听过。席酉民为自己的鲁莽懊悔。但这鲁莽显然是“与汪先生结下情谊”的必要条件。没有鲁莽，汪先生会失去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启发，也不会注意到这位他希望每次来京能和他在校园里“走一圈”的年轻人。没有鲁莽，席酉民对模糊集值统计理论和动态赋权想法的运用也许还不成熟，也不会深切地体会到跨专业合作的价值，以及人格魅力在孕育团队合作中的重要性。

　　和大师交往常受自信心的拷问。在农村事事冲到前面的席酉民，当时的词典里还没印上“领导力”三个字，但他能感受到那种奋进的积极观念给他的自信心。求学数年，不断进阶，对知识的不断掌握也帮助信心的步步丰满。可走出一方小天地后，他对自信的认知受到了新的摇撼。他隐隐觉得自己的自信还不是真自信。这之后他知道，真自信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是让自己像气球一样鼓满胀大，而是对全局有清晰的认知——不仅要知道自己的“驾驭力”何在，还要知道自己的“无法驾驭”何在。

　　站在大师林立的“研究殿堂”里，席酉民亲历了系统决策的方方面面，收集、总结和发展了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42个方案。基于理论研究与经验总结，席酉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大型工程决策与分析》，并出版了专著，相应的多项省部级国家奖励也水到渠成。深入复杂大系统的协调论证里，席酉民看到一项工程决策中超越科学理解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论证过程中许多争论实际源于部门利益导向，而非科学或工程本身的问题。在技术问题之外，认知、方向、利益和价值观念的龃龉也造成一种成本巨大的“内耗”。这是人们很难在工程表面看到的复杂性。手边似乎已有很多理论工具，研究组也力图顾及系统的各个层面，可为什么科学设计还是解决不了冲突、扯皮和内耗呢？

　　问题出现，解决问题。困惑越深，越要研究。第二个机会恰在此时来到。1984年，西安交大获批成为中国首个管理工程博士培养单位，汪应洛老师成为博士生导师，建议席酉民继续读博士。在出国学习和留校读博的抉择间稍作犹豫后，席酉民又为自己作了一个“系统论证”后的决策：继续在管理工程领域深耕，把“内耗”问题理解得更透彻。

　　刚开始读博，席酉民又遇佳机，进入，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参与南海石油开发的重大决策论证。几个国家级大项目的决策研究，让他有机会深入地观察“内耗”，思考消减它的方法。这时候他意识到，在复杂的系统里，人、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对系统的运作影响重大。因此，他的认知和学习之路有了新的变奏。“本科时候学习物理学，基本是逻辑的训练。到硕士念系统工程，是学会站在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系统角度去把握和驾驭逻辑。而且不止于逻辑和系统，还要把一件东西变成现实，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如果说物理学阶段是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理清旋律结构，那么系统工程阶段则是要学会辨析交响曲的组合变奏。再到博士阶段，席酉民将研究的目光投向音乐背后的人—作曲者、演奏者、指挥者和观众，由此发展出一套“和谐理论”。

　　如果回到我们提出的“阐释之径”，就会发现孙少平与席酉民的许多相似之处：都出身陕西农村，热爱阅读，渴求知识，向往更广阔的世界。高中毕业后，孙少平在村里当教师，后来又去黄原做煤矿工人，成为矿工组长。虽因矿难毁容，孙少平还是拒绝了留在县城的机会，再次回到了矿区。

　　在孙少平的人生叙事结构中，“探索”是重要一环。探索往往是向外的，是发现新的可能性，是对固有事物的小小反叛，是带有冒险性质的生长。镜子的另一面，席酉民也经历了这样的旅程—在探索中生长、返乡、出走、走上更宽阔的探索之路。在问题没能满意解决之前，留下。在农村的生活中，他们已经显示出与农村“脱嵌”的倾向。这个脱嵌不是深恶痛绝的割断，也不是昆德拉定义的“背叛”，甚至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在城市化进程中被不断筛选而形成的“出走”。

　　音乐复调，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虽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仍保留各自的独立性……它们只是由一个共同的主题联在一起。但这一主题上的统一，在我看来足够了。

　　席酉民的人生是“复调”的，他做研究、办企业、创教育，用许多人生副本织连起丰富的人生宇宙。然而问题不在于这些角色都是什么，而在于这些不同声部共同为什么旋律服务。席酉民的人生主题是什么呢？

　　“你想活成什么样的人？”三十岁时，席酉民已经可以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要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积极影响的人。三十岁时，现在许多还在做研究的人自己尚且还是学生，未见得能立刻回答这个问题。而三十岁的席酉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学生，在“折叠度”颇高的青年时期，已经把这个问题反复讨论过了。不待人问，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模型。

　　昆德拉谈小说创作时，谈到“主题”，认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这个探询是通过反复对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分析、定义、再定义而形成的。引申到人生的逻辑上看，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主题词”——几个根本性的定义语，不断与之互动的场域。“影响”便是席酉民的一个重要主题词，他在“研究”“教育”“管理”等众多场域中不断地审视、定义它，使它能够描出“席酉民是谁”的轮廓，也让“席酉民何为”不陈自明。

　　“我一路走来，想来想去觉得没什么太多后悔的事，路就是这样走的。醒悟得稍微早点，你会走得更丰富多彩一点。”因为醒悟得早，席酉民深感“到处是机会”“能做的事太多了”。有这么一个主题在心，每一次选择的“扣题”，都是他对人生观的反复观照。

　　1984年接触大型工程项目，又读博，席酉民已经从求学阶段转入了工作状态。能做什么？或者说，要做什么呢？想多去大工程平台实践，也想留在学校任教、深耕研究。赶上“公司热”，还想尝试去办企业……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之外的各个领域也逐步跟上节奏。席酉民一抬头，满眼是机会。不着急写文章，先做了再说。于是，三个方向齐头并进。

　　但是，究竟哪个是实现愿望的更好路径呢？席酉民在众多方向中抓住了“教育”这条主线年，席酉民接任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副院长，次年就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趣的是，这不是一次“力挽狂澜”或“挽倾颓之势”的改革，而是一次在现状还不错的基础上开展的改革—面向未来而非现状的前瞻性改革。“大刀”首先挥向学科的组织架构。原本的“管理”和“经济”两个系被打破重组，形成八个新的系作为学术单位，行政权力收回学院，让资源在全院实现统一调配。这个调整不仅更适应学科特点，更让学科建设和教育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回归院系办学的焦点位置。为了释放教职工的潜能、打破因人设岗的情形，席酉民又举起“阔斧”让全院教职工“同时下岗”，进入学校人才交流中心，在年薪制的安排下重新设计所有岗位和薪酬。总之，引入市场机制，提升员工的积极性。

　　变革的决心下，处处是舞台。为了促进院内教职工和师生间的相互了解，席酉民在院内专门安排早餐。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冗余、提升会议价值，会事先征集、确定议题，控制发言时间，通过各系间的创新竞争来鼓励变革。用席酉民的话来说，就是“年年折腾，在折腾中前进”。

　　大大小小的变革行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推进中总会遇到问题。这就又回到席酉民一直关注研究的“内耗”问题上来：为什么本来经过科学设计的项目总会出现各种扯皮和内部消耗呢？人事改革中，有人拿的奖金多，有人拿的奖金少。拿得少的人抱怨，认为系主任不公平，不给他安排任务。席酉民去问系主任，系主任则说他确实不想干，而系主任又怕得罪人，没有上报这个情况……人的复杂性给变革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席酉民只好面对问题，一次次改变，一次次完善，直到解决问题。

　　不仅变革已有的系统，还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这是席酉民一贯的前瞻性。1996年，为培养更多管理人才，西安交大牵头、众多高校联办的“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正式成立，时任陕西省省长的程安东任院长，席酉民任常务副院长。对这个特殊的、全新的办学模式抱以很高的期待。用一个学位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学校——这是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的创举。但这所管理学院不能给毕业生学历证明，教学成果要完全放到市场中去检验。

　　1998年，席酉民担任西安交大的副校长，分管的却不是教育或研究，而是学校规划、建设和后勤业务。“大教授分管后勤”，似乎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安排。但研究管理的席酉民深知，“管理者不能选择问题，只能面对问题”。问题来到眼前，就要准备应对。

　　虽然不是“主流”业务，后勤仍然为席酉民提供了一片管理实践的天地。改革后勤业务部门，席酉民规划的主题是“为大家搭建一个长期的事业平台”。一个处于大学架构“边缘”的团队，怎么确立自信心？席酉民的逻辑依然是：首先把事情做好。如果能收到积极反馈，自己也会干得起劲儿，就不会再怀疑自己，不会觉得自卑。为了解决部门间协作扯皮的问题，席酉民上任后成立了五个“处长协调小组”，协调主任轮流坐庄负责，为了公平，抓阄排次序，按季度轮换，把大家的“主题”拧成一股绳。越来越能看出，席酉民的制度变革思路，深处总是用机制来梳理人的关系。

　　“他们本来就不错。”经过改革，后勤运转越来越顺利。但这种顺利不是用“辛苦”换来的，而是让体系自身发挥作用，把队伍盘成了活水。不知是不是物理学的启示，席酉民做事时总要找“更省力”的方法。

　　大刀和阔斧挥了十余年，中国社会迎来新变化，世界教育也到了转型的关键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复杂、全球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技术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不断深入……人类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面临巨大转变，传统教育范式迎来新的挑战。然而在席酉民看来，教育机构对新形势的应对显得被动，突发的、未知的挑战到来时，整个系统潜在的问题便迅速暴露。

　　2003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恰逢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间一直在酝酿开展教育合作的愿景。机遇和条件兼备，西交利物浦——这所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大学于2006年在苏州创立。

　　从西安交大来到西浦，51岁的席酉民一下从“体制内”出来，成了教育“创业者”。这个决定仍然经过他的系统论证：作为国际学校，西浦是“在地国际化”教育实践的良好“试验田”，它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办学，空间很大。另外，全世界进入了一个重新定义和塑造教育的时期，如果能抓住机会，形成一份变革的方案，不仅对中国，对世界教育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席酉民要尝试制作他的“配方”。

　　在席酉民看来，西浦的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世界公民”——面向未来的，有想象力、有创造力、有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创造新生活的人。世界公民首先是自立的，有独立的“自我观”——用席酉民的话来说，就是“面对那么多诱惑，如何承担独立生存的责任”。为此，西浦开设一门专讲人格的课，首先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了人格的基础支点，如何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做成一件事呢？创业教育课是世界公民培养体系里的另一门重要课程。在席酉民看来，大部分学校的创业教育都在培养“创客”，而他眼中的创业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在复杂世界里做成一件事情的能力和眼界。这个定义决定了创业教育课的基础性，因此它也是西浦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席酉民在考虑西浦的教育设计时，一定先去寻找行动背后的价值。首先不能空想，其次要创造性地做。

　　作为中外合作大学，西浦必然要寻求两种文化体系的平衡融合。席酉民天性中的反叛精神让他惯于“挑战”僵化的现状，但又让他反过来对“规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变革的语境下，“制度”几乎成了某种贬义词——代表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或是僵化的约束。“但很多规则、制度和约束其实不是坏事。”既然身处一个确定的空间，得知四壁的界限，那么尽可借助这空间发挥价值。硬规则要遵循，且不是形式上的遵循，而是一定要搞明白规则设计的初衷、背后的含义和意义。比如为什么要军训？为什么在理工学院也要开艺术课？“两课”怎么上得好？深入理解了规则存在的根本原因，才能给“硬规则”赋予应有的意义，与之和睦相处。

　　为了实现教育愿景，对布局的设计也是席酉民要站在顶层细细考虑的。在他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不断升级、增值的布局：1.0模式，要升级传统的专业化精英教育模式。

　　2.0模式，根据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培养有想象力、有创造力、有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创造新生活的人。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即在各个维度上都有相对均衡的能力表现，具有跨界的、融合的素养积淀。这就要求在教育端实现“融合式”布局。对此，席酉民在西浦的做法是用行业整合专业知识，让人才扎根在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打破传统学科院系间的分割壁垒。

　　3.0模式，穿越组织边界营造未来生态。如果说2.0是对各功能细胞的堆栈，那么3.0可能是真正的细胞融合。在数字化和网络化面前，组织边界近乎透明。席酉民想，遵循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共同天性，协同合作、资源共享一定是属于未来的基本概念，那么穿越组织边界就是一个更理想的生态蓝图。围绕某些产业主题，西浦牵头营造了数个创新创业的生态，支持学习者按兴趣终身学习，通过校、产、社互动帮助产业升级，促进社会进步。

　　在西浦的生态布局中，作为教育的重要部分，基础教育、新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并驾齐驱，只是前两者是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探索促变。

　　如果以席酉民的布局体系看当下的管理教育，那么我们的院校还停留在1.0模式。按专业培养本科生，在当下和未来环境下，这些毕业生一定会遇到巨大的就业挑战。

　　那么管理学院到底应该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首任院长郑绍濂教授曾说，管理专业毕业生若选择去企业，那么最好的岗位就是厂长办公室。也就是说，未经实践、又无特定行业的专业技能，管理学本科生成了“无根萍”，似乎能做些工作，实际却并没有参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条件。席酉民所说的“专业教育”，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问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是未来的好管理者。

　　那么，这种专业性的学院还要不要存在？席酉民认为它们是可以存在的，只不过要转换培养目标：应当培养专业领域的专家，而不是实践者。还在西安交大管院的时候，席酉民就已经停止直接从高中生中招收管理本科生，而是从其他专业三年级选拔适合学管理的学生。在他的定位中，管理本科教育是为管理有关专业培养后备人才。

　　席酉民曾发“狂言”，说“管理学院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要‘消灭’管理学院”。当然不是真的取消管理教育，而是要变革教育模式和理念。以往的思路是，给缺乏实践经验的学生教授现成的理论，这成了他们进入企业、接触真正的管理工作前的“预备培训”，还需要企业的“再教育”才可能成为合格的管理人才。这样的培养弊端往往显于郑绍濂之所说的“厂长办公室”中，本质还是知识和认知规律脱了节，离开了管理的现场、理论的土壤。而有效的管理教育，或许就是调整两个步骤的顺序，即席酉民提倡的2.0模式——建立行业学院，把管理教育融入行业教育，重归土壤。

　　管理教育的场景在变化。在席酉民看来，扎根土壤的管理教育与医学教育是相似的，一定是“临床的”“实践的”。面对一个医疗问题，各方专业人士组成综合团队“会诊”，是一种基本的组织形态。席酉民在西浦实践的“产业家学院”正基于这样的思路：重塑大学的社会职能，融合各类产业资源，打造政府、产业、社会、大学深度融合的生态。在一个生态系统的支持下，“会诊”团队进入企业判断布局，最终形成更整合的方案。

　　访谈快要结束时，突然看到席酉民桌上的一株小盆栽。植物品种辨识不出，倒是在花盆上看到一个类似圆形的图案，旁边写着“和谐”两个字。这才发现原本打算大问特问的“和谐理论”话题，还没沾边呢。

　　拿起《管理何为》寻求参考，又发现在这本“小书”里，席酉民虽然自己总结出了“和谐理论”，却没有限于框架性的阐释，而是让“更具质感的经验文本”自然流淌。于是恍悟，原来已在故事的许多细节中与“和谐”擦过肩了。

　　在席酉民的复调乐章上，我们似乎没有听到太多的跌宕起伏，也很少戏剧性的低谷和反弹。甚至连《管理何为》的章节标题都充满了对人生的良好控制感：

　　感叹呼之欲出：这样的人生未免太顺利。尤其是回顾人生早期的几个“恰好”：初中毕业恰好高中教育恢复、积累了足够社会观察和经验需要升级认知时恰好恢复高考、恰好考进了曾去参观过的大学、恰好碰上三峡工程等一系列大项目的机遇、恰好赶上国内第一波管理工程博士点设立……更不用说随后的次次机遇，简直“如乘春风”。

　　随改革开放一路成长的席酉民，确实遇到了好时候——这是时代的“和谐”。和上一辈人不同，他的眼中处处是机会，许多事可为。但在这许多事中，他选择的未必都是十分想干的[想想看，考研之前他还不知道系统工程（管理）在干什么呢]。比如李政道的物理班很吸引人，但是难度也确实很大。相比“死磕”这个选项，席酉民选了另一条更稳妥的路线。如果当初真的“死磕”，不知今天听到的会是什么样的故事？也许成就了一个更令人赞叹的“跳跃”，也许增添了一点戏剧性的跌宕。

　　“不是我喜欢干的事儿我就不干了吗？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不存在你想干的事情，但总会有许多你干的事情。”席酉民的基本逻辑是，在现有阶段把能干的事干好，机会才会来。这也是《管理何为》的副标题的逻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空想家，后面还要加上“践行者”三个字。

　　把理想主义和践行融合平衡，是席酉民的第二层“和谐”。许多人问他，教育家、管理学者、企业家……这么多身份，这么多角色，如何平衡？在席酉民眼中，这些角色都从属于一个有机整体，并不是相互割裂的，都统一于“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两条基本路径”是席酉民追求人生主题的方法论。“一个主题”指的是某阶段、某情境下的工作重心和核心任务。求学阶段，这个主题是“获取知识、开拓视野”。研究和实践阶段，主题又进一步明确为“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不管是学者、教师还是管理者，席酉民对世界的认知、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始终在主题的统摄之中。“两条基本路径”则是达成主题的基本手段：一是“谐则”，即借助已有的人类知识和经验工具能够实现的科学设计和优化；二是“和则”，即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来“相机行事”的方法。席酉民把围绕一个和谐主题、两个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称为“和谐耦合”。这个动态变化的力量，也是当下惯谈的“领导力”的一部分。

　　然而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是何其纷繁、让人目不暇接？怎么就能在万般林立的“诱惑”中保证不跑偏、不去抓住那些似乎更显“诱惑”的“主题”呢？

　　“世界上的信息和知识太多了！”席酉民早期经常讲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自信就像大树，你要知道哪根枝上需要增加一片叶子，哪边还需要抽出新条。这是席酉民系统思想的又一例证。学了物理学，又学了系统理论，还学了管理学，更学了“人学”，这条从理性逻辑到系统思维再到人文视野的认知进路，组成了席酉民知识之树的主要枝干。这枝干也是“主题”，让他知道自己摸索的方向。当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时，他能够快速意识到哪些东西可以捕捉，哪些东西则可以视而不见。

　　“树”是人类对知识形态的最经典想象和隐喻之一。我想起曾在另一位老师那里听到的另一比喻——怎么判断你把这门课学到了呢？当你随便拿起某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发现你抓着的不是一颗葡萄，而是一根串着许多葡萄的枝条，一拎，整串葡萄都能拎起来。现在一对比，两种理念都是系统哲学的形象运用。用“和谐理论”来解读，也算是发挥“和则”的作用来促进与“谐则”的耦合了。

　　现在再回顾那个“人生顺利”之叹，或许可以有一些新的认识了。所谓“顺利”，也许是一种叙事策略，也许是一种故事构型，还可能，是一种经过和谐机制调整后的良好结果。在席酉民的剧本里，很少有“一头热”的冲动，但不乏“我就要试试看”的韧劲；少见“非如何不可”的执拗，却常有“如何更省力”的灵活。用当下青年熟悉的语言来说，人生系统就是一场开放世界中的策略游戏，到处都是探索点，到处都可能隐藏机会，“任何东西都值得critical thinking”。把主题和方法理顺了，也许所谓“顺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管理何为》的自序中，席酉民谈到天津大学张维教授，说他笑称自己像是在“月亮之上”，言下之意是有几分“理想化”。但席酉民不害怕被说成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总要用实际行动去抹除它“不切实际”的贬义。

　　这么多“顺利”，这么多“赞叹”，面对年近七十的席酉民，我又想“找点茬”，问他人生中有没有过遇到瓶颈、对手头的事感到倦怠的时刻。席酉民略作思考，只几秒就摇头说：“还真没有，我永远充满激情。”寻找“冲突”桥段的企图失败，我这个不到而立的人感到被惊讶噎住了。我怎么时常觉得对生活缺乏激情呢？

　　看我惊讶，席老师笑了。我恍惚看到他所说的所谓“真自信”。我不确信能否在三十岁的席酉民脸上也看到这种神色。我甚至想，怎么可能一点不倦怠？也许只是选择不说罢了。难道真的像昆德拉所说的“复调音乐家”一样，“以对位的、水平的构思，减弱节拍的重要性”，把节奏中的细腻起伏都化约了吗？

　　回过神来，席酉民已经谈到“积极心理学”。他说人遇到困难常会觉得害怕，害怕有陷阱，害怕掉进陷阱。越是害怕，就越可能走错位置，反而真的掉进陷阱去，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积极心理学不是鸡汤学，而是告诉你存在另一种认知方式——让思考前置于情绪，先去想怎么安全绕过去。我频频点头。想到那些觉得失色失温的时刻，往往真的是把情绪摆在了思考前头，让恐惧攫住了心智，而忘记自己本来是多么有能量的人。

　　鲁棒性。我忽然想到这个复杂系统领域的概念。“Robust”有“强健、强壮的”“结实、坚固的”“强劲、富有活力的”和“坚定、信心十足的”几种含义。在复杂系统语境里，鲁棒性指的是系统承受故障和干扰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也许席酉民并非没有过一点点倦怠，而是在强健的“鲁棒性”作用下，始终没有脱离系统的安全范围，因此也就让那些细小的波动显得微不足道了。

　　深圳大学的韩巍教授在序言里也曾发出感叹：“当年的席酉民与路遥笔下的孙少平何其相似。”这种相似不仅是一个时代群体命运的相似，还有个人品性的相似，对知识的渴望的相似，对正直踏实的坚守的相似，对超越“平凡世界”的激情的相似。

　　从追着光成长到成为“播光”的人，曾被生命馈赠照亮的席酉民找到“教育”这面帆，并扬着它航行过数十年旅途。他想把东方智慧带到世界，想用好的教育照亮更多渴求知识的面庞，想更勇敢、更充满激情地从确定的、熟悉的生活主动走向未知。如果故事间可以相互接续，那么彼时空的孙少平是否也将借这航行驶出矿区，被托举到更大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