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研究：意义何在？ 研究

　　随着混合方法研究进入视野，研究者们一如既往地试图去定义它，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本文的回答是偏向否定的：这相当于强制对不应正式标准化的研究实践的各方面进行不必要的编纂。或许，解构科学与技术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一种新的科学或技术的最佳方法，而在于为研究的关键时刻提供见解。那么，我们到底应当何以认识和进行混合方法研究呢？混合方法研究又将朝着怎样的路径前进呢？本文对此提出了观察和思考。限于篇幅，本篇编译省略了文中较大篇幅的文献回顾，这些文献回顾充分追踪了混合方法研究的产生轨迹。

　　最近，一种名为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分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组合中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种方法的明确目标是提供一种方法组合框架，本文将从现场理论的角度对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在简要概述了多指标类集项目之后，我们提出了如何理解其最近的兴起这一方法带来的问题。然后，我们深入探讨了构成混合方法研究方法的一些具体要素，并批判性地探讨了这种使用多种方法的特殊概念所依据的假设。最后，我们就混合方法研究和方法的使用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我们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兴起和制度化的研究依赖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一般来说，场域理论为实践的结构层面提供了一个模型。在场域中，行为主体根据其所持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差异而占据相对于其他行为主体的地位。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代理人利用它在场域中施加权力。该场域特有的资本形式的分布是该场域的等级划分原则，将持有较多资本的人与持有较少资本的人区分开来。通过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区分领域中的主导派别和被主导派别。然而，在成熟的场域中，所有行为主体（支配派和被支配派）都对该场域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理解，并倾向于接受其等级化原则。他们都投入到博弈中，对博弈抱有兴趣，并分享该场域的启示。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将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解释为或多或少具有自主性的空间，这些空间围绕着按照本场域的标准生产合法科学知识这一共同利益而展开。在某一场域工作的学者拥有初始和积累的特定场域的资本，并为获得额外的资本（主要是科学和知识声望）而奋斗，以提高他们在该场域的地位。这些代理人的主要关注点通常是他们建立事业和投入资本的学科场域。

　　通过这一框架，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出现进行背景分析。由于布迪厄坚持一个领域的客观立场与占据这些立场的行为者的立场之间的同一性，因此它也能够评估作为科学产品的混合方法研究的一些特征。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混合方法研究是其生产者立场观点的结果。因此，作为混合方法研究核心的学者们的立场主张可以被看作是对权威的争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争夺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正确的方法论，而正确的方法论是良好的科学工作中有关组合方法的基础，以及在这些问题上被其他代理人视为权威所带来的潜在回报。可能的回报包括加强混合方法研究场域的自主性和提高其在社会科学场域的地位。

　　我们在这里没有提供一个全面的混合方法研究的场域分析。相反，我们使用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启发式装置，来解释混合方法研究在其出现和扩散的社会背景中的现象。但首先，我们通过关注混合方法研究在科学领域的制度化程度，来评估混合方法研究的现状。

　　人们普遍认为，对混合方法研究的一些统一定义将是有益的，但正是在此，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本质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这可从已经提出的大量定义中看出。有研究者确定了混合方法研究的19种替代定义，其中浓缩了自己的定义：“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研究类型，在这种研究中，研究人员或研究小组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要素（例如，使用定性和定量观点、数据收集、分析、推论技术）结合起来，以达到深入理解和确证的广泛目的。”

　　但随后，关于混合研究方法定义的探究逐渐变得抽象化，逐步远离其实践导向的初始目的。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关于混合方法设计的分类。这些分类为类型学提供了基础，而类型学又为在具体研究项目中开展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指导。

　　我们认为，这种大力发展方法论、定义和类型学，将之作为有效的混合方法研究指南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在实践中，这等同于一种方法论，为以正确的方式开展多指标类集研究提供了基本准则。这就有可能直接束缚对方法使用的思考，使其与理论和实证考量脱钩，从而有利于不加反思地使用标准方法。研究人员被要求选择特定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并遵守混合方法研究的准则。这种方法论规定与最初对机械和非反思性使用方法的批判截然相反。

　　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所提供的启示是，实际研究实践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因为它受实践逻辑的指导，而独立于实践之外的先入为主、包罗万象的逻辑是无法捕捉到这种实践的。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将研究者所处领域的客观化过程客观化，才能实现反思性。因此，这种反思性要求对研究者的立场进行分析，因为研究者是研究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既体现了过去的选择，这些选择对科学领域的战略地位产生了影响，又体现了对研究项目的主题和内容选择的先入之见。

　　因此，这种反思性要求对研究者的立场进行分析，因为研究者是研究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既是过去选择的体现，又对科学领域的战略地位产生影响，同时也是对研究项目的主题和内容选择的预设。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解构科学与技术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一种新的科学或技术的最佳方法，而在于为研究的关键时刻提供见解。

　　第二个主题是认识论在混合研究方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认识论为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命脉，因为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术语中。这种对方法的解释是混合方法研究从业者的知识主张的核心，即方法的混合意味着混合广泛的、不同的了解方式，从而导致对研究对象的更好的了解。这也是混合方法研究有意识地假设的身份的一部分，这有助于区别于以前更实际的结合方法的尝试。

　　因此，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中，我们发现方法被视为不同认识论的毫无问题的代表。但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因为认识论框架需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研究人员将每种认识论框架的要素（以方法的形式）整合到一个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中。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为了使各种方法具有可混合性，必须使其脱离对其产生时的认识论背景的过于严格的解释，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必须牢牢地保持赋予它们的认识论。

　　在混合方法研究的论述中，有两种认识论立场最为重要：一种是产生定量方法的实证主义方法，另一种是定性方法的建构主义方法。要使混合方法研究成为一项可行的工作，就必须将这两种研究形式之间的差异界定为可以调和的。这一立场要求我们与那些认为定量定性二分法不可逾越的人进行交流。

　　关于范式的“灵活解释性”是一个有趣的提议。但它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止步于此？为什么不对方法本身的认识论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让那些沉默的部分开口说话，以寻找其他的“混合界面”，从而为理解研究对象带来同样有效的益处呢？答案当然在上文已经提到。这就是，混合方法研究要求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方法进行定位，以保持它们作为特定认识论的无问题中介的完整性，从而使方法论的规定行之有效。

　　这有几个问题。首先，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方法是有问题的，但如果将其分别应用于方法的多个要素，其影响就会小一些。这至少能让我们看清方法的本质，并开辟出混合方法的新途径，从而超越粗糙的定性与定量二分法。其次，还有方法的本体论维度问题，这个问题在纯粹的方法认识论框架中被忽视了。

　　认真对待本体论层面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它提请人们注意本体论假设，这些假设被编织进各自生产领域的方法中，并被引入用户领域。其次，它涉及实践方法的本体论后果：使用、应用和提及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后一个方面凸显了方法创造世界和划定边界的能力。混合方法研究忽略了这两个方面。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述。

　　关于第二个方面，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涉及研究项目中生成、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但是，混合方法研究并没有质疑方法的表演性与在方法框架内生成的数据之间的联系，而是依赖于一种二分法：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之间的二分法。方法主要被视为收集数据的方式或处理特定类型数据的分析技术。方法和数据在概念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方法也被视为定量或定性，并发挥着连接认识论和数据的作用。

　　归根结底，混合方法研究是以定性和定量数据二分法在认识论上的合法化为基础的，目的是对方法进行定义和组合：数据通过与某些方法之间假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获得认识论上的通货，而方法则沦为二者之间的中立中介。因此，混合方法研究 这种混合方法的行为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即鼓励对方法采取粗暴的黑箱方法。

　　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否认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现实差异。这些标签具有粘性和象征意义。它们在很多方面代表了学术界制度化的两种研究文化，名义上隶属于某一特定类别会产生非常实际的影响，例如在获得研究基金和特定期刊方面。然而，如果像混合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的目标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新的道路，那么仅仅从使用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的研究之间的差异来定义结合方法的行为，就很难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方法是比这更丰富、更有趣的概念，在研究中结合方法的做法应反映出这一点。

　　将方法视为复杂的技术，其历史包含了参与其生产和使用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斗争，这为确定将它们结合起来的多种界面开辟了道路：单面的方框变成了多面体。对作为客体化对象的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还有助于分析各种方法介入主体（研究者）与客体之间的方式，以及不同方法在实践中以不同方式划定这一界限的方式。将各种方法系统地并列起来所产生的反思立场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基础，有助于我们从更丰富的视角来看待各种方法的结合。

　　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方法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它们是创造世界的技术，封装了不同的因果关系假设，依赖于不同的概念关系和分类，考虑到不同程度的出现，并使用不同的数据理论，它们内化作为分析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目前作为知识产品的形式不能与其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历史背景分离。

　　基于本文中的讨论和上面列出的贡献，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诱人的问题。方法及其元素是如何被客观化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如何在不同的领域中被定义的？这些定义是如何融入方法的？它们是如何传播的，它们是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翻译和使用的？用户领域的主要争议是什么？这些争议与生产领域有什么关系？这些字段之间的同源性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开启了探索其他有趣的方法组合的可能性，这些方法组合来自于不同实践的组合，位于不同的历史和认识论背景下，以及它们对其组成元素的独特解释。就此，我们期待混合方法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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